7月27日清晨，居住在阿富汗喀布尔的法蒂玛深吸一口气，打开了手机里所有的通知提示音。“我都不敢相信自己做到了。”她说。
过去几年，法蒂玛的手机始终处于静音状态。家人和朋友知道她害怕电话和消息提示音，也很少直接拨打她的手机。对她而言，一阵突如其来的铃声，足以唤起五年前留下的恐惧。
2021年8月15日，阿富汗塔利班在未遇任何抵抗的情况下接管喀布尔，由美国支持的阿富汗共和国政府随之倒台。政权更迭后不久，刚毕业的法蒂玛找到一份待遇尚可的社会调查工作，主要负责通过电话访问各地居民。一次通话中，对方听到她的声音后突然用脏话辱骂她，并威胁：“你的父亲是变态吗？为什么允许你出来工作，我们会找到你，等着瞧吧。”
法蒂玛担心自己的电话号码会被用来查找家庭住址，不到半个月便辞去了这份工作。“我害怕自己的声音被那些人记住，害怕被认出来，害怕受到伤害。”多年过去，法蒂玛仍然很难完全摆脱那次经历留下的阴影，曾经外向、健谈的她逐渐变得沉默寡言，甚至不敢独自去市场买东西。
而在更早以前，法蒂玛曾经为自己设想过一条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她的愿望是成为艺术家，拥有自己的画廊，甚至设计时装。“我不知道这些梦想什么时候能够实现，但我还没有放弃。我依然相信知识，也依然相信艺术。”她对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说。
当地时间2026年8月12日，阿富汗坎大哈，一个阿富汗家庭骑车经过塔利班政府的标语牌，为执政五周年纪念活动做准备。本文图片来源 视觉中国
法蒂玛的经历并非个例。自塔利班重新掌权以来，阿富汗女性在教育、就业、出行和公共生活等方面受到的限制不断收紧。联合国妇女署统计，塔利班已颁布100多项涉及妇女和女童权利的法令，阿富汗也成为全球唯一禁止女性接受中学和大学教育的国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8月11日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估计有240万阿富汗女孩无法接受中学教育。
导致这一残酷现实的原因，既来自塔利班的历史根源和组织成分，也包括阿富汗社会土壤中保守教士集团根深蒂固的影响力。有塔利班政权前资深官员向澎湃新闻坦承，女性教育禁令已对阿富汗产生负面影响。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南亚研究中心主任刘宗义则指出，阿富汗历史上一次“失败的改革”，或许能为解释这一现状提供重要线索。
据新华社报道，6月15日，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表示，中方希望阿富汗政府倾听本国民众和国际社会的合理呼声，在保障人权，特别是女性权益方面采取更多积极举措，展现开放、包容、负责任形象。联阿援助团（联合国阿富汗援助团）应继续发挥桥梁作用，促进国际社会同阿政府的接触对话，推动阿富汗早日重返国际社会。
“上一次出门是两个多月前”
法蒂玛今年29岁，家中有3个哥哥、两个姐姐、1个双胞胎兄弟和1个妹妹。她的父亲曾是医生，过去常在客人面前自豪地介绍女儿：“看，这是我的女儿法蒂玛，她最聪明，总是在班里拿第一。”
虽然大学本科主修计算机科学，但法蒂玛真正感兴趣的是艺术与设计。2017年至2022年读大学期间，她开始尝试设计珠宝、玩具等艺术品，并在一些高校举办展览、开展线上推广。她设计的手工艺品甚至曾远销美国。
如今，法蒂玛的大部分时间只能待在家里。每天下午两点以后，她会通过电话或通讯软件与朋友聊天，这是她与外界为数不多的联系。几年间，不少朋友已经离开阿富汗，也有人结婚成家。至于一些仍然单身的朋友，她们的父母出于安全考虑，也不再允许她们独自出门。
“最近一次出门，是两个多月前去看牙医，顺便去市场买东西。”每次出门前，法蒂玛都会反复确认自己是否已经“从头到脚”被衣物遮盖，有时甚至要将眼睛也遮住。即便如此，她仍然难以完全消除心中的不安。
“市场上偶尔还是会有人冲我们大喊，让我们把头发盖好。”在法蒂玛看来，这种经历已经不只是关于头巾或着装的问题。“有些人根本不希望女孩敢于出门。”她说。
当地时间2026年8月11日，阿富汗坎大哈丹德区。一名身着罩袍的阿富汗女性走在街道上。
2021年重新执政之初，塔利班曾承诺，将比1996年至2001年执政期间更具包容性，并在“伊斯兰框架内”更尊重女性权利。但不久后，当局便对妇女和女童实施严苛限制，包括禁止女性接受小学以上教育、禁止女性从事大部分职业，以及对女性在公共场合的着装作出严格规定。
塔利班政府规定，女性外出须佩戴全套头巾并遮住面部，只能露出眼睛。《参考消息》2023年报道称，塔利班政府2022年11月禁止女性进入包括公园在内的公共场所，理由是有女性未能正确佩戴头巾或遵守性别隔离规定。
由于没有具体标准，阿富汗不同地区在上述规定的执行力度上存在差异：从相对开放的首都喀布尔，到民风保守的南部农村，女性受到的限制并不一致。在第三大城市赫拉特的部分地区，可以看到男性蓄着短须，也有女性化妆和穿高跟鞋。
2024年8月，塔利班政府批准所谓“道德法”，正式将针对女性的限制措施写入法律。这份经阿富汗塔利班最高领导人阿洪扎达批准的文件逾百页，含35项条款，大部分针对女性。根据规定，女性须遮盖面部与身体以避免“引发诱惑”，因此“不应穿着有吸引力、紧身或暴露的衣物”。女性还被禁止使用化妆品或香水，目的是防止其模仿“非穆斯林女性的着装风格”。
“道德警察”是阿富汗极端保守势力的延伸，在喀布尔等地被赋予了前所未有的权力。据《华盛顿邮报》2024年报道，喀布尔此前很少见到身穿白色长袍的”道德警察”，但道德法颁布后已随处可见。警察在公交站与购物中心巡逻，搜寻违反着装规定的女性，以及任何可能大笑或大声喧哗的女性。
也就在这一年，法蒂玛与母亲在市场购物时险些遭逮捕。抵达市场不久，一名约十四五岁的男孩朝她奔来。“他睁大双眼，满脸恐惧。”法蒂玛至今记得男孩的长相与神情。“快躲起来，不然你也会被抓。”男孩对头戴灰色头巾的法蒂玛说，被捕的女孩戴的正是和她一样的头巾。
对于女孩们来说，拍照也成了一种奢侈。如今，法蒂玛和朋友们躲在餐厅洗手间里合影。有时，她们趁四下无人摘掉头巾拍照，一听到声音便立刻戴好。后来，一些餐厅发现女孩在洗手间拍照，甚至把洗手间锁上。“这些过去很平常的小事，到现在已经成了一种需要冒险才能换来的自由。”法蒂玛说。
阿富汗司法部表示，违反道德法的处罚包括“劝诫、警告将受神罚、口头威胁、没收财产、在公共监狱拘留1至3天，或其他任何被认为适当的处罚”。若上述措施仍未能纠正行为，则将移交法院作进一步处理。
“彻底失去了自我价值感”
“我们要求女孩佩戴合适的头巾，但她们没有。她们穿着像要去参加婚礼一样的裙子。”塔利班代理高等教育部长尼达·穆罕默德·纳迪姆在2022年12月接受国家电视台采访时，如此解释学校关闭的原因：“女孩们学习农业与工程，但这不符合阿富汗文化。女孩们应当学习，但不应学习那些违背伊斯兰教义和阿富汗荣誉的领域。”
2021年9月，塔利班以“校服、课程、性别隔离措施尚未准备好”为由，无限期推迟女性学生复课。目前，宗教学校（madrasas）与以技能培训为目标的私立机构，已成为适龄女童仅有的选择。在宗教学校，学生优先修习《古兰经》背诵、伊斯兰法学与阿拉伯语，但也有部分学校开始纳入数学、英语等基础世俗学科。
当地时间2026年8月6日，阿富汗喀布尔，阿富汗女孩在住所内由父亲授课。
18岁的莱拉是居住在赫拉特的哈扎拉族人，目前在当地一所学校担任小学阶段的志愿教师。该校已在教育部门登记备案，属官方认可的正规学校，招收一年级至十二年级学生。但与大多数公立教育机构相似，课程以宗教内容为主。
近年来，阿富汗各地面向男女学生的宗教学校数量激增。阿富汗教育部数据显示，2022年至2025年，该国已新建22972所国家资助的宗教学校。
莱拉与高年级女生常被要求参与宣传活动：穿上罩袍、遮住面部，手举印有标语的牌子拍照。标语上写着“我们遵守政府法令”、“我们支持头巾制度”以及“我们欢迎塔利班执政”等内容。拍摄完成后，这些照片会出现在官方社交媒体账号上。
前不久，正在就读六年级的妹妹告诉莱拉，学校突然来了一群专查着装的人。“他们拿着枪，留着长长的胡子，直接走进教室。”莱拉的妹妹回忆道，对方逐一检查每位女生的穿着，即便大家早已身着长袍、戴好头巾，仍会仔细查看是否还有头发、手腕或脚踝暴露。
莱拉告诉澎湃新闻，塔利班刚掌权时并未立即推行所有严苛法令，但随着时间推移，限制步步收紧，管控也日趋严密。“13岁之前的我拥有许多自由。我可以独自安全地往返学校，所有女孩都能正常上学、参加各类学习项目，无人干涉。虽然学校也有宗教课程，却没有像如今这样层层管控。”她说。
莱拉曾与几位老师尝试秘密开办地下课堂补课，但这一尝试很快中止。“风险太大了。”她说，“一旦被发现，组织者可能被逮捕，没人敢拿自己的生命去冒险。”
研究表明，教育与推迟童婚、改善孕产妇健康、提高未来收入及减少代际贫困显著相关。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多次指出，在校就读的女孩在18岁前结婚的可能性要低得多。联合国预测，若继续暂停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到2066年，阿富汗经济将损失96亿美元，相当于目前国内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二。
成为小学教师从来不是莱拉对未来的设想。2022年12月，塔利班政府宣布暂停女性接受大学教育，并取消“康库尔”（Kankor，阿富汗全国大学入学考试），莱拉与同龄人的命运轨迹就此被彻底改写。
得知消息那天恰是周五，也是阿富汗的公共假期。为备考康库尔，莱拉和同学像往常一样前往考前辅导班，她们冒着寒风步行很长一段路，再搭摩托车赶往学校。“那天下着雨，比平时更冷。”莱拉走进教室时发现，不少女生低头啜泣，老师站在讲台前连连叹气，神色沮丧。
“从13岁到18岁这五年，我心里最大、最痛苦的变化是彻底失去了自我价值感。巨大的压抑和无力感常年压在我心里，让我时常喘不过气。我甚至觉得，在这个国家，就连猫和狗都比女人拥有更多自由。它们可以自由走动，去任何地方，做任何自己想做的事情，而我们却不能。”莱拉说。
联合国报告指出，这些严苛的限制对阿富汗女性造成了“深远的个人伤害”。许多女性反映压力、焦虑日益加剧，“这与更广泛的心理健康状况恶化的证据相符”。
“我看到很多女孩发生了变化，长期陷入抑郁、绝望和孤独之中。”法蒂玛说，“我喜欢心理学，也是因为我想帮助这些人。”
值得注意的是，如今的阿富汗不仅是女性感到沮丧。联合国妇女署今年春季和去年分别对阿富汗农村和城市社区的约5000名居民进行了调查，超过半数的受访男性（约55%）表示，他们的生活比2021年8月之前的预期要糟糕，他们对缺乏经济机会感到沮丧。
开店拿不到执照，无法成为“正式医生”
在保守文化信仰的影响下，阿富汗妇女的劳动力参与率本就低于国际平均水平。2021年，阿富汗女性的就业率为14.8%。2022年12月，塔利班禁止女性在本国和国际非政府组织工作，2023年4月，这一限制被扩大至联合国机构。同年7月，塔利班勒令关闭美容院，切断了女性的又一重要收入来源。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24年发布的数据，阿富汗女性就业率已不足7%。
辞去工作后，法蒂玛再未重返职场，收入也成了难题。“过去一年多，我还没买过一件新衣服。”为参加妹妹的订婚仪式，她最近卖掉了自己的一幅画，凑出余钱买新裙子和看牙医。除画画这一爱好外，法蒂玛还通过上外国网站和使用AI自学心理学。
据《纽约时报》今年6月报道，为避免经济崩溃与国际孤立，塔利班允许女性在阿开办企业，但须遵守一系列规则。阿富汗工商协会统计显示，持有营业执照的女性人数过去五年间增长十倍，已超1万人。世界银行数据则显示，另有约12万名女性在没有营业执照的情况下工作。
莱拉的大姐在赫拉特开了一间很小的裁缝店，却一直难以取得正规许可。“塔利班不允许女性独立开店，大姐总被找麻烦，生活非常艰难。”莱拉说，她的另一个姐姐是美容师，只能偷偷接些美甲和美容的工作贴补家用。
紧邻伊朗边境的赫拉特，是阿富汗西部的商业中心与文化之都。今年7月，有记者实地探访后发现，赫拉特虽不及喀布尔或北部城市马扎里沙里夫那般开放，但街头上仍不时可见戴着宽松头巾、露出一缕头发的女学生，不少女性也身着牛仔裤或色彩鲜艳的披肩。
今年6月以来，道德警察在当地加强了针对女性着装的整治力度，已逮捕数十人。常居赫拉特的导演兼画家安娜表示，女性若不按规定佩戴头巾、男性胡须长度不达标，走在路上便会遭人指点，“民众彼此也互相监视、互相苛责”。安娜告诉澎湃新闻，当前阿富汗适合女性艺术家的就业机会十分稀缺。
当地时间2026年6月30日，阿富汗马扎里沙里夫，身着罩袍的阿富汗女性在市场售卖面包。
经济学家指出，限制女性参与社会活动，会削弱对长期经济复苏至关重要的私营部门的活力。联合国此前估算，将女性排除在经济与公共生活之外，每年或给阿富汗经济造成约10亿美元损失。
此外，限制女性受教育与就业也正加剧阿富汗的健康危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今年4月发布的报告称，若对女孩教育与女性就业的限制持续，到2030年，阿富汗可能失去多达2万名女性教师和5400名女性医护工作者。学校与医院中训练有素的女性专业人员日渐减少，将对儿童的学习、健康与未来发展造成毁灭性影响。
2021年8月塔利班进入喀布尔时，萨娜姆还是一名医学生。“正在上课，学校突然通知所有学生立即离校。”她回忆道，所有人都很震惊，很多女同学当场落泪。此后近两个月，萨娜姆陷入巨大的失落，几乎足不出户。
“总有人说，也许明天大学就会重开，我们每天抱着一丝希望等待。可五年过去了，校门始终没再向女性打开。”萨娜姆告诉澎湃新闻，她和同学也数次听闻大学将复课的消息，最终都不了了之。
2024年2月，阿富汗政府曾颁布一项豁免政策，允许女性在少数几所私立培训机构及学习中心修读护理与助产课程。据知情人士透露，此举背后的原因，是阿富汗部分地区禁止男性医务人员为女性提供诊疗。仅10个月后，阿洪扎达推翻了这项规定，禁止女性进入助产与护理学院学习。
萨娜姆的母亲是一名医生，在母亲鼓励下，她自幼立志行医，希望为难以获得医疗服务的女性提供帮助。考虑到已经无法接受正规的医学教育，她很担忧自己积累的知识与技能日渐荒废。经过某间私立医院的多项考核后，萨娜姆进入一名心脏外科医生的团队，成为科室中唯一的女性医护人员。
由于“没有大学学位”，萨娜姆被告知无法成为“正式医生”，由于收入微薄，有时甚至需要依靠母亲的接济。工作一段时间后，她发现经济来源并非最大困扰。身为女性医护，她的身份常引来异样目光。
有一次，萨娜姆将一名女患者转交男医生会诊，引发在场一名男患者不满。对方质问她为何让女患者接受男医生诊治，萨娜姆反问道：“既然你们不让女性继续念书，我们又怎么可能成为医生？”对方又问：“你在这做什么？你待在这有什么用？”不等她回答，便转身离去。
“他从一开始就否定了我的价值，只因我是女性，就认为我不该留在医院、不该承担医生的职责。”萨娜姆感叹，阿富汗女性缺少的不是能力，而是机会。
女性赋权问题为何难解
阿富汗塔利班是发源于坎大哈地区的逊尼派组织，1994年兴起，1996年首次在阿富汗掌权。在普什图语中，“塔利班”意为“宗教学生”，也称“学生军”。其骨干成员多出自宗教学校，或由受过宗教培训的阿富汗普什图族难民组成，信奉原教旨主义。
据央视新闻此前报道，在首次执政期间，塔利班在其控制区内全面推行伊斯兰教法，实行极端宗教统治：颁布政令禁止电影电视、严控娱乐活动；男子须蓄须，女子须蒙面，且不允许妇女接受教育与就业，违者将受严厉惩处。
当地时间2026年8月13日，阿富汗喀布尔，塔利班警察在计划于周六举行的美国撤军五周年暨塔利班统治开始庆祝活动现场站岗。
资深阿富汗记者兼评论员萨米·优素福扎伊认为，塔利班对女性的限制，与阿富汗东部及南部地区的社会习俗以及文化传统密切相关。大多数塔利班领导人来自与巴基斯坦接壤地区的普什图农村部落社群。“他们认为女人的位置要么在屋子里，要么在坟墓里。”优素福扎伊指出，这种观念深受普什图地区神职人员和宗教领袖家庭中女性地位的影响。
今年年初，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南亚研究中心主任刘宗义赴阿富汗进行学术考察，其间与塔利班政府外交部官员有过接触。他告诉澎湃新闻，在女性教育、就业及社会生活等根本性政策上，真正的决策核心是以坎大哈为据点的阿洪扎达及其周围的宗教教士集团。
“在外界看来，他们对现代社会的知识体系与治理理念可谓一窍不通，认知框架仍停留在中世纪宗教文本所描绘的世界中，决策风格常带有随意性与不可预测性。”刘宗义表示，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喀布尔行政机构中负责外交事务的官员，其中部分人甚至曾在海外乃至西方国家接受高等教育。“塔利班政权负责中国事务的官员在马来西亚完成博士学业，外交部发言人则曾留学新西兰。”刘宗义说。
外界普遍认为，当前塔利班高层内部存在两个不同派系。据英国广播公司（BBC）报道，其中一派完全效忠于阿洪扎达，主张将阿富汗打造成与现代社会隔绝的伊斯兰酋长国，由效忠阿洪扎达的宗教人士主导政策制定；另一派则以主要驻扎在首都喀布尔的实权人物为主，提倡在严格遵循伊斯兰教义的同时，不排斥与外界接触和发展经济，允许女性接受初中以上教育。
也有塔利班官员公开反对女性教育禁令。2025年，与喀布尔阵营有联系的3名塔利班官员向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表示，禁止女童上学“是一个错误”。其中一人称，部分塔利班官员公开支持女童接受教育。“不幸的是，有些人非但没有欢迎他们的建议，反而持否定态度，认为他们是在反对最高领导层。”
2025年1月，时任阿富汗代理副外长谢尔·穆罕默德·阿巴斯·斯坦尼克扎伊（Shar Mohammad Abas Stankzai）在东部霍斯特省举行的毕业典礼上表示，禁止女孩上学“犯下了不公正的罪行”，不符合伊斯兰教法。
作为塔利班政权资深官员，斯坦尼克扎伊曾于2015年出任阿富汗塔利班驻卡塔尔政治办公室主任，在内政和外交事务上经验丰富。在近日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他仍坚持上述看法，指出女性教育禁令已对阿富汗的经济、社会、政治及医疗卫生均产生负面影响。
“这也是一些人选择离开阿富汗、前往能为子女提供教育机会的国家的原因之一。我们正在尽最大努力解决这一问题。如今，我们已经感受到女性医护人员、教师和社会工作者的短缺。”目前居住在海外的斯坦尼克扎伊说。
尽管塔利班内部对阿富汗的发展愿景存在分歧，但学界普遍认为其难以因此而分裂。一位深谙塔利班组织架构的专家向BBC匿名解释道：“与其他阿富汗政党或派别不同，塔利班的凝聚力极强，没有分裂，甚至鲜有异议。服从上级、最终服从埃米尔（阿洪扎达）的原则，已深植于这一运动的基因之中……”
此次访阿之行中，塔利班外交官员的英文水平与沟通能力给刘宗义留下较深印象。“他们与外界沟通毫无障碍，也完全清楚国际社会对阿富汗女性政策的批评与不满。”刘宗义说。这些官员虽在西方成长或求学，却未受西方价值观念的实质影响。此外，他们的家族观念与宗教观念极为强烈，内心深处也认同塔利班高层的传统做法。
耐人寻味的是，一名塔利班官员曾向刘宗义讲述阿富汗历史上一次“失败的改革”。20世纪20年代，国王阿曼努拉·汉在欧洲之旅后深受触动，着力推动世俗教育体系建设和普及女性教育。然而，以上述措施为代表的现代化改革举措很快遭到保守宗教势力的强烈反对，阿曼努拉·汉最终被迫退位，流亡海外。
20世纪以来，阿富汗历届政府曾多次推动女性教育改革，但相关举措也屡屡遭到保守宗教势力和部分部族领袖的反对。1978年，阿富汗人民民主党上台后推行面向男女的大规模扫盲计划，同时废除聘礼等制度，进一步扩大女性受教育和参与社会活动的空间。不过，这些改革也持续遭到农村地区保守宗教人士和部族领袖的反对。20世纪90年代内战期间，大量学校因战乱、安全恶化、教师和教学资源短缺以及贫困而关闭，女性教育进一步受到冲击。
在刘宗义看来，塔利班官员向他讲述的这段历史，或许是理解当下阿富汗女性困境的一条重要线索。
“伊斯兰神学与教士集团在阿富汗拥有根深蒂固的影响力，并与当地以农牧业为主的经济社会形态相互契合、互为支撑。在这种结构之下，无论是多大的外部压力还是内部改革呼声，都难以在短期内实现社会变革。”刘宗义说。
（法蒂玛和莱拉为化名，受访者的个人信息经过模糊处理）
实习生邱怡对此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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